荆玲玲||北美独立革命时期的茶与咖啡 ——日常消费、政治话语和独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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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后期，随着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扩张，咖啡和茶几乎同时传入北美。虽然咖啡和茶起初都是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品，但是很快就在北美殖民地流行开来，成为广受北美殖民地人民欢迎的饮料。然而，从北美独立革命开始，北美人民对茶产生了微妙的偏见，而更加偏爱咖啡。北美独立革命以后，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日益普及，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830年美国年人均咖啡消费量约为3磅，一个世纪后增长到了10磅左右。到20世纪中期，咖啡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为什么是咖啡而不是茶在北美独立革命后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饮品？这与北美独立革命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或者说，茶与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中是否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拟从日常消费、政治话语和独立革命三个维度来考察茶与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期间所具有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中国学者对北美独立革命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方面，侧重于研究美国在独立革命中的外交策略、英国法治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影响以及北美商人集团对独立革命的贡献等，而最近十几年对北美独立革命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突破了传统的观点，不再将北美独立革命视为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转而从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入手，主张把北美独立革命看作一场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受历史研究“全球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影响，有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新视角来研究北美独立革命，关注独立战争前的抗茶活动、战俘宣传对美利坚民族认同和革命的意义、妇女在美国独立革命中的角色和独立革命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但是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理解北美独立革命的成果较少，对饮食与北美独立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为鲜见。

国外学者对北美独立革命的研究视角较为全面，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有，尤其是英美学者较早地关注社会生活领域的饮食文化，并对饮食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论述，对咖啡、茶与北美独立革命之间的联系有所涉及。如美国学者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在其关于咖啡的商业史专著中曾提到，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北美殖民地居民视咖啡为国饮；英国著名的文化史学者马克曼·艾利斯（Markman Ellis，一译“马克曼·埃利斯”）则关注咖啡的文化内涵，写出了一部《咖啡馆的文化史》，其中论述了咖啡馆与英国、法国、美国近代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对咖啡馆在北美独立革命期间发挥的作用有所涉及；马克曼·艾利斯还在与其他两位学者合著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一书中，对茶与帝国政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对促成北美独立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独立革命前，“北美殖民地人民已经把茶看作英国统治的象征……茶叶已成为影响英帝国战略的杠杆，成为实现英国扩张的商业和军事殖民主义的品牌”。国外学者在论述关于咖啡和茶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著作中，虽然涉及咖啡或茶在北美独立革命期间的作用，但都是间接提及，缺乏对其文化上象征意义的专门论述，对咖啡与茶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后的消费状况和扮演的角色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和总结，并未揭示出咖啡和茶与北美独立革命之间的关联性。

本文将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社会生活史中的饮食入手，对茶与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中的命运和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为了便于叙述历史事件长时段的影响，本文将北美独立革命时期拓展为独立革命前后的1765—1799年，从而揭示18世纪晚期饮食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进而从一个新的维度加深对北美独立革命的认识。 

一、日常消费中的咖啡与茶：从外来奢侈品到大众饮品

咖啡原产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13世纪以后广泛种植于阿拉伯世界并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饮料，16世纪末传入欧洲，并与欧洲文化相结合，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象征。17世纪的咖啡贸易，主要从阿拉伯半岛南端（今也门地区），通过红海港口摩卡运往埃及港口苏伊士，然后由骆驼商队带到亚历山大，从那里再运往威尼斯、马赛、波士顿和其他地方。17世纪后期，咖啡随着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扩张传入北美。关于北美最早出现咖啡的文献记载是在1668年，当时北美人喝一种烘焙的咖啡豆制成的饮料，他们把咖啡放在一个镀锡的铜壶里煮开，然后趁热加糖或蜂蜜一起喝，有的富人还在咖啡中加入丁香、肉桂等调味品。官方关于北美咖啡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670年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咖啡作为饮料被引入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后不久，该产品的交易就开始了。北美的咖啡贸易是由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多萝西·琼斯（Dorothy Jones）女士发起的，她在1670年获得了出售咖啡的许可证。北美最早的咖啡交易出现在1683年，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从纽约市场上购买了大量的咖啡，以每磅18先令9便士（约合4. 68美元）的价格支付。

茶叶原产于中国，16世纪时伴随着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而传入欧洲，并且很快被欧洲殖民者带到了北美。在北美，饮茶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7世纪晚期流行开来，波士顿、查尔斯顿和费城的商人获得了销售茶叶的许可证。随着新阿姆斯特丹变为英国的殖民地，饮茶风俗在北美逐渐英国化并得以迅速传播。“英国人原本就有饮茶的习惯，因此茶也成为了他们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最普遍的饮料。”约在1690年，波士顿开设了北美大陆上第一个出售中国茶叶的市场。几乎与英国人普遍饮用中国茶同时，到18世纪中期，茶也成为北美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日常消费品。北美殖民地人民普遍饮茶的习惯，甚至引起了当时到北美的旅行者的注意，一位法国人曾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在北美殖民地，人们饮用茶水，就像法国人喝酒一样，成为须臾不可离的饮料。”

咖啡和茶刚刚传入北美殖民地时，都是昂贵的消费品，而且都像在其母国英国一样，在咖啡馆中销售。“像茶一样，咖啡只是给富裕的人喝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业主威廉·佩恩就非常喜欢喝咖啡，他在给费城的朋友写信时，请求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给他送一些生活用品，其中就包含两三磅咖啡。他曾在1683年抱怨道：“英国的税收和运输政策抬高了咖啡的价格，使得每磅咖啡价格高达18先令9便士，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财富承受能力。”佩恩在信中说：“对于陌生人和工人来说，在餐馆吃一顿丰盛的饭要花6便士（相当于12美分）。”而一杯咖啡的价格折合后约为17美分，因此咖啡不太可能出现在普通餐馆的菜单上。茶比咖啡的价格更贵。18世纪初，每磅茶叶的价格高达24先令，起初只有富人才能享用，因此茶饮在北美也成了地位高贵的象征。到18世纪中叶，随着咖啡和茶的消费与日俱增，咖啡和茶的进口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1768年，北美殖民地就从英国进口了87万磅茶叶，咖啡的进口量大约也有58万磅。伴随咖啡和茶的贸易发展，咖啡和茶逐渐发展成大众消费的饮料，关于咖啡和茶的宣传广告也不断涌现。1748年波士顿码头广场的一家商店打出了销售“茶、咖啡、靛蓝、肉豆蔻、糖等”的广告。

税收是反映产品消费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咖啡和茶征收的税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美殖民地对这两种饮料的消费状况。随着北美咖啡与茶进口量和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加上英法七年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英国的国债达到1. 35亿英镑，北美的防务每年需要支出40万英镑，英国国内税收已经高达20%，英国政府和纳税者自然就将目光转向殖民地。1764年英国议会出台《糖税法》（Sugar Act），该法案虽然减少了外国糖蜜税，但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咖啡和靛蓝等商品却课以附加税。咖啡的税收收入在革命前不断增长，从1768年的937英镑增长到了1772年的1461英镑（见表1），这表明独立革命前咖啡消费量有明显的增长。

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贸易与赋税法》（又称《汤森税法》），对油漆、油、铅、玻璃及茶叶均征收税金，遭到了北美人民的抵制，结果造成了荷兰茶叶进口走私之风大盛，导致美洲的茶叶贸易大部分落入荷兰人之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过剩的危机面前请求议会帮助。1773年英国议会专门颁布了《茶税法》，特别批准东印度公司拥有输出茶叶的垄断权，只需向殖民地海关缴纳每磅3便士的茶叶税。这一举措更是激怒了北美殖民者。他们先是发起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又在各个北美殖民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茶运动，使得独立革命前夕殖民地的茶税收入急剧下降，从1769年的8189英镑减少到了1774年的987英镑（见表1），这说明独立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茶叶消费量大幅度下降。

由于北美人民对茶的抵制，北美独立革命期间，茶叶进口量急剧下降，由1765年的518 424磅锐减到1774年的73274磅。1783—1784年，美国国会审议了对富人或一般用途消费的几类商品，即酒、糖、茶、咖啡、可可、糖蜜的征税问题。其中，茶叶税大幅提高，每磅武夷红茶征收6便士的税金，而咖啡的进口税大幅下降，每磅仅征收税金1便士，只有茶叶税的六分之一。茶叶税的提高使得茶叶的进口成本增加，独立革命后北美人民对茶的消费热情骤减。虽然独立后美国可以从中国或欧洲其他国家进口茶叶，但与独立革命前相比，茶叶进口量远低于1765前的水平，1790年茶叶进口量仅有416652磅。

综合以上史料，北美独立革命前，咖啡和茶在北美殖民地都很流行，从上层的奢侈消费品发展成为大众饮品。然而，北美独立革命期间咖啡和茶的消费量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咖啡消费量增长，而茶的消费量却在下降。这种消费趋向的出现，与当时北美殖民地人民赋予这两种饮品以不同的意义有关。 

二、政治话语中的茶与咖啡：不同意义的建构

18世纪，在生产和销售廉价消费品方面，英国取代了荷兰的主导地位，咖啡和茶叶等商品贸易将包括北美殖民地在内的英帝国构建成一个经济体。随着北美殖民地越来越全面地融入大西洋商业体系，它们也分享了此刻发生的消费革命。独立革命前夕，“咖啡作为重要的消费饮料的作用经常被忽视，但是咖啡确实是革命期间非常重要的商品。咖啡和茶成为当时北美人民早餐常喝的饮料，随着它们的流行，作为革命者之一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还创造性地设计了咖啡壶、茶壶以及喝咖啡和茶需要用到的其他配套用品，咖啡馆里也供应茶”。

然而，随着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北美独立革命的到来，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和咖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赋予了茶和咖啡以不同的意义。在北美居民心中，茶成为英国殖民压迫的象征，而咖啡则成为爱国和自由的象征，成为“爱国饮料”（the patriotic drink）。

关于北美独立革命期间茶和咖啡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北美人民对茶税的抵制造成了对茶的反感，使抗茶运动与反抗英国统治结合在一起。1767年《汤森税法》出台后，英国对茶叶等几种商品均征收税金，1765年《印花税法》之后引起的北美人民反对英国征税的声音复起。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维护殖民地的利益，高喊抵制英货的论调。英国政府为了平息商人的怨声，议会虽然废止了其他捐税，但保留了茶叶税，即使每磅仅征税3便士，北美殖民地人民仍然拒绝缴付茶税，宁肯向其他国家购买茶叶，也不愿放弃抵制英国茶的主张。1773年英国议会出台的《茶税法》，批准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损害了中间商和北美殖民地部分商人的利益，加剧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统治者的不满。北美殖民地人民以实际行动来抵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卸货和销售。

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的反对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茶瘾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高昂的价格和爱国主义使许多人不愿喝茶。这一事件发生后，北美殖民地的爱国人士以拒绝茶叶为爱国之举，出现了一波“反茶狂潮”并且迅速席卷了整个北美殖民地。1774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宣称：“拒绝进口英国货的决议已经在很多地方实施，这不是一种狂热，而是殖民地人民经过一致同意和理智思考后作出的决定。”波士顿倾茶事件导致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产生了微妙的偏见，北美殖民地的社会习俗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查尔斯顿，咖啡被加冕为“早餐桌上的王”，成为殖民地人民的“国饮”。独立革命期间，茶遭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抵制，茶叶的销售价格不仅不断降低，还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限制。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前，北美殖民地的茶叶零售价格被限定在了每磅6先令以下，波士顿倾茶事件后，波士顿市民认为，“任何波士顿人，凡是以超过每磅4先令6便士的价格购买最好的武夷红茶的，都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由于英国议会对北美加征茶税，北美殖民地居民……把茶看作是政治不满和动乱的根源。从英国进口的茶叶数量也大幅度减少，从1768年的873744磅缩减到1775年的22198磅。”茶叶进口量的骤减反映了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茶叶消费量不断下降。

在北美革命者的宣传鼓动下，北美殖民地人民加强了联合，成立了抗茶组织和革命团体。1773年12月17日，也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保罗·里维尔开始了到费城的传奇旅行，到处传播着波士顿茶党的新闻，相信北美殖民地人民会像波士顿的爱国者一样，在茶党的号召下联合起来。有些革命者确实停止饮茶，一些类似于茶党的爱国团体也开始在其他城市兴起。除波士顿茶党外，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等地都成立了抗茶会，并组织了革命团体如“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和“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监督抗茶活动的实施。其中，纽约抗茶会掀起的抗茶运动较为声势浩大。北美人民采用多种方式阻止英国的运茶船入关或者卸货，“南希”号和“伦敦”号茶船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代表。1773年9月27日，罗克伊尔（Lockyer）船长的“南希”号货轮由伦敦装载茶叶驶往纽约，由于气候恶劣，该船偏离航线，1774年4月18日才抵达桑迪湾。运茶船到达波士顿的消息传到纽约时，当晚“自由之子”就举行了大会，决定不允许茶船驶入纽约港。当“南希”号到达纽约港外，领航员拒绝继续领航，并受到“自由之子”组织的保安队监视。无奈之下，船长罗克伊尔表示：“自愿停止起卸茶叶，不再进口。”1774年4月22日，钱伯斯（Chambers）船长驾驶的“伦敦”号货轮到达桑迪湾，“人们从不同来源得到消息，怀疑‘伦敦’号船上有茶叶，便通知领航员拒绝领船进港，最初钱伯斯船长否认船上有茶叶，在受到观察委员会委员和市民的严格检查后，钱伯斯船长最终承认，他藏了18箱茶叶，但那是他的私人物品，并且已在海关纳税。北美莫霍克人（Mohawks）对船长的欺诈行为极为愤怒，大约8点多钟时他们登上了船，取出茶叶，打开箱子，把茶叶倒进了河里。第二天，钱伯斯船长与罗克伊尔船长一起登上了‘南希’号船，驶往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打击下，英属东印度公司纽约代理人阿伯拉罕·洛特（Abraham Lott）绝望地说，茶叶销售“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当地的人民宁可买毒药，也不愿意买茶叶”。由此可以看出，独立革命期间，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茶热潮的影响下，普通民众和革命者对茶极为反感，把茶看成英国殖民压迫的象征，已经不愿意再买茶喝了。

第二，受到这一系列反茶事件的影响，咖啡被北美殖民地人民视为爱国和自由的象征而广受欢迎。不仅在市区，即使在城镇，咖啡也受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喜爱。1774年7月6日，约翰·亚当斯在法尔茅斯（Falmouth）给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信中写道：“他们拒绝为茶付钱，不愿意再买茶喝……我对休斯敦太太说：‘夫人，只要茶确实是走私来的，或者没有交税，一个疲惫的旅客就可以用茶来提神，这合法吗？’她的回答却是：‘不行，先生，我们这里的人已经不喝茶了。我不会沏茶，但是会给你煮咖啡。’因此，我每天下午都喝咖啡，喝了以后感觉很好。北美人民都必须改掉喝茶的习惯，我自己必须要戒掉茶瘾，而且越快越好。”这封信反映了茶和咖啡在北美殖民地人民饮食中的地位变化，茶在北美独立革命中已被很多民众所唾弃，而咖啡则广受欢迎，并被很多民众和革命者看成是自由的象征。

受革命者对茶和咖啡的宣传影响，北美殖民地咖啡消费增长迅速，咖啡销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北美殖民地咖啡的平均销量从1772年的人均0.19磅猛增到1799年的人均1. 41磅——足足增长了7. 4倍。与此同时，独立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人民对咖啡的喜爱与日俱增，许多大的进口商人几乎都进口了大量咖啡，使得每磅咖啡的价格从1767年的1先令降到了1785年的8便士。北美人民对咖啡兴趣骤增，迫使英国议会在1783年出台法令，禁止用美国船只运输英国殖民地的产品。咖啡不仅在北美消费量剧增，还大量从美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米歇尔·麦克唐纳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783年之后，美国对咖啡的需求迅速增长，咖啡不仅在美国国内消费，而且也成为美国最有利可图的再出口商品之一。”

独立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不仅咖啡销量猛增，而且由于人们对咖啡的偏爱，咖啡的供应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咖啡短缺的现象。1777年7月 31日，阿比盖尔·亚当斯曾在波士顿写信给参加费城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亚当斯，信中说：“城市中糖和咖啡非常稀缺，女士们很不愿意放弃这些物品，尤其是因为她们认为这是商人大量囤积造成的。几个星期以来，城里发生了许多骚乱，有些商店的门被打开，咖啡和糖被运到市场上，按磅出售。”这些女士的举动既表明了当时波士顿城中咖啡短缺的严重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波士顿民众对咖啡的喜爱和依赖程度。

由于集会和商议的需要，北美殖民地人民经常光顾咖啡馆，明显表现出对咖啡的偏爱。如在这一时期北美咖啡馆和酒馆的菜单上，1767年的咖啡馆，从早餐到晚上11点，全天都有茶和咖啡供应，但到1775年，咖啡馆的菜单上，主要的饮料是咖啡，茶已不再供应。独立革命期间，不仅咖啡馆主要供应咖啡，而且还倡导公众要经常光顾咖啡馆。1775年10月19日的《纽约日报》就刊登了一篇倡议市民去咖啡馆的信，信中说：“在这个公众面临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没有任何日常集会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交流各种信息，并在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上自由地交谈。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所必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外，还要继续保持社交的特征。要达到所有这些和其他有益的目的，咖啡馆无疑是可以满足人们诉求的场所，因为在咖啡馆里，……可以了解最新的新闻和你所关注的一切信息。”这篇倡议书使得北美殖民地人民把光顾咖啡馆喝咖啡看作挽救公共危机的一种手段。

上述史实表明，茶和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成为独立革命过程中镶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两种不同政治符号，这正如人类学家西敏司所说，“食物的意义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紧密相关，与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茶和咖啡虽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两种饮料，但它们在独立革命独特的政治环境中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革命中，茶和咖啡作为文化符号，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彭兆荣指出：“食物作为文化符号不独是其本身的主题，它还是文化语境中的叙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北美独立革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正是茶和咖啡这两种饮料，在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中演绎着一场政治革命。由于茶和咖啡的进口及消费方式存在差异，这影响到消费者的观念和情感。

首先，茶传入北美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的咖啡则主要源于西印度，由于北美地理位置离西印度群岛更近，咖啡价格因而比茶更为便宜，同为殖民地、同处美洲的境遇让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西印度的商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其次，在18世纪中期的北美殖民地，从茶和咖啡消费的地点和场所来看，茶更多地和家庭联系在一起，而咖啡更多地在咖啡馆和酒馆里喝，因此咖啡与公共和社交的联系更为密切，更加符合北美殖民地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最后，独立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人民把咖啡看作爱国和自由的象征，还因为咖啡馆里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与他们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精神非常契合，因而使他们对咖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独立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的反感和对咖啡的认可，导致茶和咖啡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人们把茶看成英国专制和压迫的代表，把咖啡看作爱国和自由的象征。这种不同的意义建构导致茶和咖啡在独立革命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命运也截然不同：茶遭到北美人民的一致抵制，而咖啡则深受北美人民的喜爱，作为“爱国饮料”在北美广为传播。因此在当时，“尽管‘茶叶帝国’大英帝国仍以超级大国的姿态趾高气扬，而美国这个未来的咖啡帝国将要依赖新获取的自由，依托北美大陆富饶的自然资源，建造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三、独立革命中的茶与咖啡：两种不同的角色

在北美殖民地广受欢迎的茶和咖啡，为什么在独立革命期间遭受到截然不同的命运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茶和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因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茶作为“他者”，扮演的是英国压迫者的角色，而咖啡扮演的则是反抗英国压迫的爱国者的角色，并且作为咖啡文化载体的咖啡馆在北美独立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茶所扮演的对北美压迫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议会颁布的一系列征税法案造成的。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加强统治，先后颁布了《糖税法》《印花税法》《汤森税法》《茶税法》，所有这些法案在北美殖民地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尤其是《印花税法》颁布后，北美殖民地人民加强了联合，还成立了印花税法国会，一致认为在不允许北美殖民地向英国议会派遣代表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无权向他们征税，此之谓“无代表，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原则。作为对英国征税的回应，北美殖民地人民发起暴动和抵制英货运动，迫使英国议会于1766年废止了《印花税法》。《汤森税法》更是保留了茶叶税。为了避免缴茶叶税，北美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多地从荷兰走私茶叶。这种走私活动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销售额大减，不得不向英国政府求助，希望英国议会为东印度公司在北美的茶叶销售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北美殖民地人民愿意买东印度公司便宜的茶叶，那么就意味着对英国政府的屈服。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以为：“每磅茶叶3便士的税，足以克服北美人所有的爱国主义。”但是，北美殖民地爱国的革命者识破了英国议会和东印度公司的阴谋，所以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的举动使得爱国者彻底地成了茶的反对者。

咖啡在北美独立革命中扮演的爱国者角色，一方面是由于上述作为“他者”的茶在北美遭到了抵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供应咖啡的主要场所咖啡馆在独立革命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7世纪开始，欧美的咖啡馆与政治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咖啡馆里很多辩论围绕政治事务而展开。政治家们经常光顾咖啡馆，从中了解远方的形势和信息，如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其日记中曾写道：“在咖啡馆中偶遇了来自东方的商人，了解到了俄国的形势。”塞缪尔·巴特勒也提出：“咖啡极好的功效就是强化政治概念，因为在咖啡馆里，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被反对或坚持，直到把咖啡喝光。”那个时代北美的咖啡馆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和公共性的社交场所，与现代咖啡馆的场景和氛围颇为不同。对哈贝马斯来说，那个时代的咖啡馆就是他认为的“公共领域”的典范：它向所有的人开放；它是一个城市和商业场所（因此它是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各种理性辩论得以开展的地方。在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北美，殖民者们把自己当作英帝国忠诚的臣民，咖啡馆的经营和建造处处以母国为榜样。从当时比较著名的咖啡馆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北美殖民地对英帝国的忠心，如波士顿的王室（Royal）咖啡馆、元首（King's Head）咖啡馆、伦敦咖啡馆和英国咖啡馆，纽约的国王之臂（King's Arms）咖啡馆、白厅（White Hall）咖啡馆，以及费城的两个伦敦咖啡馆。

北美独立革命时期，咖啡馆不仅是北美殖民地的商业活动中心，商人聚会在这里进行，拍卖活动在这里举行，股票交易在这里开展，商业信息在这里汇聚，并传到世界各地，而且也是殖民地的思想传播中心，母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政策在这里讨论，新闻在这里传播，启蒙思想从这里传播到各个地方。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北美殖民地的咖啡馆有着显著的特点，与欧洲咖啡馆相比，它们与殖民地的政治事务有多重关联，殖民者有时会在咖啡馆里举行法庭的审判活动，而且经常在咖啡馆里召开殖民地大会和市政会议。正因为如此，咖啡馆里抵制英货和英国茶叶的行为被纽约市民称为是“爱国行为”。独立革命期间北美殖民地主要的大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咖啡馆经历了《印花税法》的颁布和废除、波士顿倾茶事件后的抵制英货运动、大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直到最后独立革命胜利后华盛顿向大陆军发表告别演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因此，咖啡馆为北美独立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咖啡馆在北美独立革命时期发挥的最重要作用体现在它为革命者们集会和反抗活动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文化史学家凯瑟琳·塔克指：“北美的咖啡馆为爱国的革命者们秘密集会提供了机会，当时的咖啡馆不仅是商业中心，同时也是社会性集会的中心。”也有学者认为：“咖啡馆就是美国独立的摇篮。难怪我们（美国人）成为了最伟大的咖啡饮者。”马克曼·艾利斯也论述了北美咖啡馆与政治性反叛斗争之间的联系，认为在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咖啡馆同样与新闻和反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引发独立革命的动乱中，以及独立革命过程中，咖啡馆一直都是民众反抗活动的中心。在纽约，交易所咖啡馆和商人咖啡馆曾经都是‘自由之子们’（奋起反抗的殖民者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经常活动的地方”。

在波士顿青龙（The Green Dragon）咖啡馆，约翰·亚当斯、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和保罗·里维尔经常在这里见面、聊天、喝咖啡，最后策动反抗，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因此称这家咖啡馆为“革命总部”。英国士兵、殖民地总督、戴着假发的王室官员如伯爵和公爵、高阶层的公民、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反叛者、独立革命中的爱国者和上将们都习惯于聚集在青龙咖啡馆，喝着咖啡谈论与他们利益攸关的问题。包括“自由之子”在内的秘密团体经常在青龙咖啡馆的会议室里集会，商讨他们的革命计划。对“自由之子”们而言，大众平等的咖啡馆似乎是一个特别受他们欢迎的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商讨，在这样一个比较中立的场所，富有的商人和辛勤的修理工都能够相聚一堂。

费城的伦敦咖啡馆是费城革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领导费城独立运动的委员会骨干是激进的高级工匠和小商人，他们经常把威廉·布拉福德的“老伦敦咖啡馆”（William Bradford' s Old London Coffeehouse）作为他们的非官方总部。殖民地总督和一些有名望的人经常在特定的时间光顾这里，其中有些定期去的顾客还有众所周知的隔间。独立革命期间布拉福德的老伦敦咖啡馆成为公众表达情感的晴雨表。1765年就在这家咖啡馆前面的街道上，印有《印花税法》相关条款的一份报纸被公开销毁，旁观者们发出一片欢呼声。也是在这家咖啡馆，1766年5月，来自英国普尔的“双桅船之神”怀斯船长（Captain Wise），为大家带来了《印花税法》被废除的好消息，受到了在场群众的热烈欢迎。大陆会议召开前后，费城的城市咖啡酒馆（The City Tavern）也是政治性会议召开的常用场所。就在约翰·亚当斯抵达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当天，著名的费城市民代表团接见了他，然后他匆匆前往城市咖啡酒馆。在那里，他接受了这个城市的欢迎仪式，并成为了这家咖啡馆的一名常客。像亚当斯一样，乔治·华盛顿在到达费城的当天晚上，也选择了在城市咖啡酒馆喝咖啡。其他会议代表，也把城市咖啡酒馆作为非正式的会馆。1775年，大陆会议的观察、检查和通讯委员会的宾夕法尼亚小组委员会开始在城市咖啡酒馆定期开会，他们于1776年2月加入负责监督国会财政部的常务委员会。这家咖啡酒馆在被军队占领期间一直在继续营业。在1778年英国撤离费城之后，这些委员会事务，连同宾州和全国的政治家和官员的惯例，都又重新回到了城市咖啡酒馆。

纽约的商人咖啡馆（The Merchants Coffee House）在这一时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被北美人民赞誉为“美国联邦的诞生地”，在反对《印花税法》、抵制英国茶叶和筹备大陆会议等独立革命的重要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1765年向民众宣读规则，警告人们停止针对《印花税法》的暴动；拒绝接受大不列颠托运商品的辩论；一群心怀不满的水手和工人在商人咖啡馆外面为“自由”举行葬礼。后来印花税法国会（Stamp Act Congress）开会时，当革命者们经过商人咖啡馆时，因为得到了那些经常光顾这里的顾客的认可，他们大受鼓舞。1766年5月，当《印花税法》被废除的消息最终到达纽约的时候，蒙特勒瑟（Montresor）评论说，殖民地的总督“亲自大驾光临咖啡馆，为那里的市民传达这一消息”。

在抵制英国茶船入港和卸货方面，商人咖啡馆更是为革命者商议斗争策略提供了便利的场所，如1774年在罗克伊尔船长的“南希”号茶船被波士顿市民拒之门外、寻求卸货到纽约之前，“自由之子”们发表的宣言；1774年5月19日的公民大会上，人们讨论了如何与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沟通以及共同反抗英国压迫的策略，会上通过了建立一个由殖民地代表组成的议会和有效力的联盟的建议；在马萨诸塞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战争之后不久，公民们召集的多次会议，等等。这些事件都使得商人咖啡馆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1774年费城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of Philadelphia）成立，后来发展为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在费城通讯委员会和大陆会议筹备召开期间，纽约的商人咖啡馆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774年5月，在商人咖啡馆举行了一次有关暴动的会议，会议建立了通讯委员会，确保同波土顿和费城的反抗者保持观点和信息的通畅交流，保罗·里维尔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情报快递员。后来通讯委员会经常在商人咖啡馆举行会议，1774年4月23日就是重要的一次：“上午10点，由51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商人咖啡馆开会，会上商定了各种商业行为规则，委员们阅读了来自波士顿和费城的信件，并要求委员会在指定的时间内，起草对波士顿来信的回信，提出一份报告草案。报告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后，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转发。周二，从波士顿来的专使保罗·里维尔接到了报告，当时虽然他远在费城回波士顿的路上，但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启程返回费城，将一份报告副本转交给费城通讯委员会。报告提议‘波士顿人民应立即召集殖民地议会，以确定和指导对波士顿市的救济和对所有居民的补救措施’。这项提议最后被采纳，并为9月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准备了条件。”

独立革命期间，北美的咖啡馆也是军官们常去的地方。随着独立革命的胜利，纽约的咖啡馆也为军队的庆祝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商人咖啡馆是军官们喜欢光顾的主要地方，他们聚集在这里品尝咖啡，阅读报纸，就和以前他们在伦敦一样。”在大陆军取得革命胜利准备从纽约离开时，华盛顿发表了告别演说，纽约的弗朗西斯咖啡酒馆（Fraunces' Tavern）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美国军队进入纽约当天，克林顿总督在弗朗西斯咖啡酒馆举行了一场公开晚宴，华盛顿总司令和其他将军都出席了。1783年11月2日，华盛顿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山发表了对美国军队的告别演说，这一正式活动特意选择在弗朗西斯咖啡酒馆的长厅举行，给这家酒馆带来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名人效应。1783年11月4日上午，华盛顿和他的军官们最后一次以革命军战士的身份在这里会面。”

总之，北美独立革命期间北美人民对茶和咖啡不同的意义建构促成了茶和咖啡角色的转变：茶扮演了英国殖民压迫者的角色，咖啡则扮演了美国爱国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转变导致美国人民逐渐地抛弃了茶，使美国成为一个喝咖啡的国家。

北美独立革命前后茶和咖啡的不同命运折射出日常饮食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不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能够影响革命的发生，而且政治革命也会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在北美独立革命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对咖啡的集体认同对美国的影响绝不局限于饮食，对独立后美国的国族构建也有贡献。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学者指出，在历史上，只有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才是“唯一的真实”，国家、制度、市场等只有放在这些交往和相互影响当中来考察才有意义。日常生活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重建“全面史”，在文化模式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之间架起桥梁。因此，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理解政治革命，不仅能够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建构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互动的“全面史”。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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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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